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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构浙江发展的四大红利

浙江经济快速发展,有人说得云里雾里,我却以为比较简单。就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,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四大要素在浙江的最佳结合和高效发挥,促进了浙江经济飞速发展。

改革开放催生了浙江一大批企业家。正是他们,一手大批招聘中西部农民工,一手大量引进发达经济体先进实用技术,产品大量出口,创造了辉煌业绩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,容忍、支持乃至注重发挥企业家作用,积极提供公共产品,形成了当年说的“政府推动”效应。

各位,这就是本文说的导致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大红利,可统称为改革红利。1)企业家红利,2)人口红利,3)开放红利,4)政府转型红利。

——企业家红利。改革开放以来,浙商成为耀眼的专有名词。他们冲破重重阻碍,成为社会资源的组织者、运用者,以及市场经济大厦建设的主力军。浙江是全国企业密度最高省份,2017年,浙江每万常住人口拥有规上工业企业7.1家,是全国平均的2.6倍,列全国第一。2018年,浙江每平方公里宜居空间的市场主体密度,更是高达160家。

——人口红利。其实就是一大批农民工干着最辛苦的工作,拿着最低的薪酬。1983至2011年,全国GDP年均增长10.2%,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.8%,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.4%。劳动所得的低增长,促进了资本所得及政府收入的高增长。2010年,浙江流动人口多达1990万人,占全省常住人口36.6%,居全国各省份之四。

——开放红利。浙江二轻在改革开放前即已崭露头角,他们利用进口塑料粒子等计划外原材料发展起来。其实更重要的是学习发达经济体的技术、管理、制度等知识,以及引进各种装备。浙江的通常情况是,越是行业领先企业,越是拥有更多和更好的进口装备。另一个重要数据是,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个10年,浙江外贸出口每隔10年增长10倍左右。

——政府转型红利。我10余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把这说成是政府红利,惹来不同意见。这里的转型实际是指,政府从政治机器转变为经济机器,从各种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裁判员,成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容忍者、支持者和推动者,浙江政府转型显然稳居全国前列。

四大红利更确切地应称为四大要素。就通常情况而言,任一要素均只有与其他三个要素共同密切结合才能创造巨大红利;是一个相互增强、缺一不可的整体。所谓“××红利”,只是简略形象的说法。在这一过程中,企业家要素是核心和灵魂,具有创造其它要素的较强功能,是浙江最强和最宝贵的资源。

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增长由此而生。1998至2011年,浙江出口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.9%,13年间增长20倍,全国此期间增长10倍。同期,浙江GDP年均增长14.2%,全国12.0%。企业家要素领先,其它要素大幅增强,密切结合,高效发挥,奠定浙江今日之辉煌。

然而,我们当下正在遭遇上述四大红利的整体弱化。企业家要素因民营经济的地位,历经20余年未有新的提升而弱化;人口要素因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以来出现净减少,已逆转为侵蚀资本收益而影响经济增长;开放要素因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,加之其它复杂因素而遭遇阻遏;政府因对具体经济活动较多介入,以及缺少充分有效监督,导致经济运行成本正在提高。

中国经济2011年后若干主要指标断崖式下滑,最初主要是出口增长急剧下滑所致。然而2017和2018年,出口增长分别为10.8%和7.1%,GDP增速依然下行,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这四大红利在原有模式下已走到尽头。由这四大红利支撑的投资增长及其结构,以及资本结构、产业结构、政企关系等,均已出现若干问题而影响经济增长。

李克强总理提出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,这里的关键亦正如克强总理所说,在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。因此,重构四大红利,建构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要素结构,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紧迫性。

重构新的企业家红利,关键是提振当下和未来的两个信心。2011年以来已出现过一轮工业企业主动实施经营收缩的状况,目前正在出现第二轮的经营收缩趋势。因此,当务之急是加快优化企业预期,制止企业的进一步收缩。好在“两会”已宣布大幅减税等举措,希望能不打折扣不走样地加快实施。

增强未来信心则尚待建构民营经济主体地位,调整若干重大方针政策等。其实关于重构企业家未来信心的重大基本理念,已经早已确立。1992年,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”,此后至十八大,每届重申。十八大报告进而第一次提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,十九大予以重申。

 什么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?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?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人民群众自主创业和自主发展的权利,否则都是扯蛋。所以关于提振民营经济的未来信心,坚冰已经打破,建构已经不难,当前需要的是临门一脚。

重构新的人口红利,关键是遵循市场规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快于GDP增长。旧的人口红利是对劳动的剥夺,这确有政策方面的若干重大疏漏,但也比较无奈。因为这主要是市场竞争导致的劳动价格较低所致,道德批判和政策干预基本无效。那么是不是在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下,仍存在着人口红利呢?如果转变思路,以新的视角看问题,回答是肯定的。

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下,如经济仍有一定增速,则居民收入增长将持续快于GDP增长。2018年,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低于9亿,为89729万,比2012年减少2469万人。2011至2018年,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.7%,人均GDP年均增长6.6%,居民收入增长比经济增长快1.1个百分点。

正是这1.1个百分点拯救了中国经济。2011年以来,在主要经济指标断崖式回落下,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,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稳步上升,服务业占GDP比重稳步上升,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稳步上升,中国经济才没有出现甚嚣尘上的“硬着陆”。毛泽东曾在上世纪说过,长工资最得益的是工业部门。而这,正是我所谓的新的人口红利。

非常令人遗憾,相当一些人士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。至于我们的政策举措,一直来都强调“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”。其实在今天,这一表述不仅不反映实际,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。

请问,如果真的是“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”,那么在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走到尽头情况下,如何增强消费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呢?如何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呢?如何塑造新的发展优势呢?

重构新的开放红利,关键是清醒估价开放需求和进一步打开国门。我们当前对于发达经济体的直接需求,最主要的是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。而这唯有把国门打开得更大,才能有更稳固、更大和更可持续的多边和多层面的往来,才能形成更好的开放。2018年,全国进口原油4.6亿吨,进口依赖率71.0%;进口铁矿砂10.6亿吨,进口依赖率约74%;进口集成电路4171亿个,进口依赖率70.6%。其中的进口集成电路,可等效于进口知识。

中国经济的恢弘大厦立基于西方物质文明和部分精神文明之上,尤其是当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经济体差距越来越小时,就更需要加大开放的大门。没有更大的开放,就不可能有下一步中国经济及浙江经济的较好发展。

重构新的政府转型红利,关键是缩减政府规模以及更好地做好“放”的文章。根据20多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,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是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较好指标。然而比较遗憾,这些年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有所上升,事实上意味着政府规模有所增大。一些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,更是高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,显然并不符合“市场决定性作用”的要求。

大幅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。政府很喜欢说“引导”这样的话,但引导得了吗?30多年前,我听慈溪农民讲,政府提倡种什么亏什么。哈耶克引用亚当·斯密的话,“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,……其本人(是)在瞎劳神”(哈耶克《通往奴役之路》社科版P59)。

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确实比民间知道得多,那么在当下,最清楚地知道发展新动向的是民间,主要并不是政府。进一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,放活企业家,放活各种创业创新要素,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无差别的公共服务,以及真正管好政府自己,是形成新的政府转型红利的基本选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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